蓝鲸教育3月6日讯，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如何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成为代表、委员热议的焦点议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建议，将托育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，并提交了《关于加大托育服务财政投入的建议》的提案。

贺丹认为，财政性托育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障碍。她认为，将托育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，是降低托育收费价格、普及托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。

贺丹指出，首先，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托育供给不足和家庭托育负担高。贺丹表示，2021年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学前教育的经费为2700亿元，但没有财政性托育经费。而OECD（经合组织）国家托育公共支出略达GDP的0.7%，家庭负担很轻。2021年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，目前国内低端托儿所收费标准为2000～4000元/月，中端托儿所收费标准为4000～6000元/月，高端托儿所收费标准为7000元以上/月。

就此她测算，一个双亲带2个孩子的家庭，按托育费每个孩子3500元/月标准，2个孩子的总托育费用占家庭总收入份额为60%，远远高于OECD国家对应家庭托育总支出占总收入26%的标准。

此外，贺丹发现，我国婴幼儿托位供给不足和幼儿园学位供给过剩现象并存，托育发展缺乏主导模式引领。贺丹表示，我国2020年约有托位数254万个，“十四五”末累计需要达到635万个托位方能实现规划目标，因此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托位缺口达381万个。另一方面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幼儿园的在园人数也将从4818.6万人下降至3626.3 万人，将产生近1200万个空余学位。

“自2022年开始，我国幼儿园将开始出现约150万个学位空余，此后每年将新增300万个以上的学位空余。”贺丹说，幼儿园学位空余的现象已经在局部地区提前出现。

基于上述情况，贺丹认为，无论是托育机构还是幼儿园，都面临如何适应人口形势变化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和服务模式的难题。同时，国内托育服务发展缺乏主导模式引领。她认为，这主要是由于无论公共服务投资模式、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，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优质价廉的托育服务极不现实。

首先，她认为，应把托育服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范畴。参照学前教育财政预算的相关规定，确定托育服务在公共财政预算中的比例，并建立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支持政策，以降低家庭托育支出，促进托育服务的均衡发展。

其次，财政预算应重点扶持推进“托幼一体化”发展模式。贺丹认为，可以根据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经验，公共服务投资模式比补贴父母的市场化模式更有规模优势、教育者培训优势，以及更高的公平程度、更高的覆盖率和更好的质量。

再次，应完善“普惠优先、市场补充”的多层次服务体系。贺丹介绍说，目前，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普惠托育的起步阶段，同时又面临国内各地区较大的经济社会差异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托育模式发展经验，建立以政府公共服务投资模式为主的托育模式，可以满足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托育需求。同时，依靠市场托育模式满足高收入群体托育需求，引导社会力量重点提供差异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，补充休息日托管、临时托管、夜间紧急托管等服务形式，增强托育服务的多样性和灵活性，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特殊托育服务需求。

最后，她建议，按照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要求，加强转岗培训。在幼儿园服务体系向托育服务体系延伸中，充分挖掘现有幼儿教师资源的潜力，为幼儿园开办托班提供政策支持，制定幼儿园托班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，为场地改造、设备调整和玩教具更新提供经费支持，构建适宜3岁以下婴幼儿成长的环境。